槽边往事

网友Sabrina来信说：

亲爱的和菜头：

一直总是看帖，从不回帖。这次，想请你帮我贴出来我的一篇文章。我给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看了，她们包括他们都说是含着泪看完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它。

本来想放天涯，但是我老公说，你可以写信给和菜头。因为我们两都很喜欢你的槽边往事，那儿还有我的很多同事和朋友。

我希望我能和他们在这儿相逢。

sabrina

奶奶是07年的10月10日走的。外婆是08年的10月4日。一直都没有写下关于她们的只言片语，是因为觉得还没有准备好。

今天，我准备好了，你们呢？你们是否也愿意和我一起来谈论死亡。

第一次有死亡的概念是在大概5，6岁的时候，隔壁家有一位老奶奶死了。因为是老房子，所以她的家和我的床其实就隔着一层木板。我记得，每次她见到我，都会给我一颗糖吃。在她死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很多人把她抛到天上去了。

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小学同学死了，是被别人用枕头闷死的。好像一直都没有破案。因为她和我一个好朋友关系很好，而我的好朋友需要配合警察的调查，所以我知道了很多关于她死亡的细节。但是因为，我没有参加她的葬礼，所以在我心里，她好像一直都活着。这次经历给了我一个体验，那就是如果我没有出席她的葬礼，亲眼目睹她的离开，那么她对于我其实并没有走。而在这之后，我也不断的重复了这个心理防御机制。

高中毕业的时刻，有个男同学的爸爸被车撞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王潇。我们好几个同学去他家里慰问。我见到他的妈妈，瘦削，冷静，没有眼泪。坐在椅子上忙着安排他父亲的后事，一切都要最好的。他只是站在边上低着头，沉默不语。

大学毕业的时候，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因为青霉素过敏，就这么走了。6月的杭州很热，要毕业的我们忙着处理自己的工作和感情问题，他的父母意识到拖更长的时间可能都没有人能参加他的葬礼，于是就同意火化了。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那天我们班的同学好像都去了。他好像穿着一身西装，脸很胖，不像平时的他。有女同学哭得很厉害，但是我哭的时候，更多的仿佛只是怀念逝去的大学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工作的时候，有个浙大话剧队的校友游泳溺水了。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我见过他。但是事发后，我在一个朋友的相册看到了一张他的照片。是晚上照的，用了闪光灯，背景一片漆黑，只有他是亮的。我感觉，他也许是到时间离开了。他叫朱文。

07年的春夏之交，奶奶查出了癌症，爸爸开始每周末都从杭州去千岛湖。8月底的时候，我在广州出差，因为奶奶情况不太好，我就直接从广州去了千岛湖。那时，她已经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我坐在边上，托着她打点滴的手，想用我的体温给她一些温暖。偶尔醒来的时候，她会问，你是静静吧，你是两个女儿吧。我说是。她就说两个女儿好，媳妇不好弄。家里人请了全天的陪护，她心疼钱，醒着的时候就问我爸，多少钱。爸爸说，能报销，每天自己出一块钱。她就说好，一块钱。爷爷早逝，长兄如父。爸爸的话她很相信。有一天早上去医院，奶奶说昨天晚上做梦了，梦见爷爷和她说话。爷爷以前是这个医院的外科大夫，远近闻名的王一刀。我甚至和爸爸还在医院碰到一个原来爷爷开刀给治好的胃癌，至今活着。我想也许奶奶是要走了。在千岛湖的几个晚上我就睡在奶奶的床上，想象着她每天一个人躺着看戏，然后电视没关就睡着了。

要离开的那天，我给奶奶擦了脸，擦了手，还帮她小便，擦屁股。她那几天看我去，努力的每顿都多吃些饭。吃完早饭，我说我要走了，是出差，不能多呆，等国庆就带孩子来看她。她坐着，说好，还摆摆手和我道别。走出屋子，我回头，看到她还在和我摆手。我知道，那是最后一面了。

回到北京，听说后来奶奶一定要回家，说萧山人是要死在家里的。然后，小叔叔带她回家了，说中秋节的晚上还起来吃了一碗面，在沙发上坐了半天。然后10号那天，我在UPII开会，爸爸给我打电话，说奶奶刚走。我就赶紧给妈妈定飞机票。我没有回去，是因为我知道只要没有参加她的葬礼，那么她其实一直都活着。

08年的春天，外婆也查出癌症。第二天我就飞到杭州把老二带回北京，这样妈妈就可以专心照顾外婆了。这是我仅能做的贡献了。夏天的时候，去杭州开会，我匆匆回家去见了外婆一面，她还坐着看电视。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要来的哦。我说好。这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9月底在重庆出差，外婆已经昏迷了，我从重庆赶到杭州。一下飞机就去了医院，爸爸嘱咐我不要大声叫外婆，怕一下子过去了。我轻轻的搓着她的手，就像小时候她一直这么对我来着。她没有醒，但是我知道她应该知道我来了。后面几天，外婆一直昏迷，没有看过我一眼，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有时，她会抽搐，我就很紧张。妈妈说，边上是一个服装市场，你要不去逛逛。我说好，慌忙逃离。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外婆离开的那个瞬间。我想我妈妈已经准备好了。

后来因为要上班，我回北京了。在我回来的第二天，外婆就走了。我其实可以等，但是我不想面对那个瞬间，也不想参加她的葬礼。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葬礼，那么她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后来，妈妈拿回来一张光盘，是当天葬礼的内容。我过了很久才敢去看。但是我其实宁愿我妈妈没有给我这张光盘。看完没多久，我做过一个梦，梦见了外婆的葬礼，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梦见葬礼过。我还是偶尔会梦见外婆。有时早上醒来，妈妈会告诉我，她昨晚梦见外婆了，其实我也是，但我从来不说。

好了，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当她妈妈离开，她就感觉接下来就是她了。我也是，当我的父母送走她们父辈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应该准备好了。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需要我去完成这一使命了。我感谢我的家人，在我30多岁的时候，才让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而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

去年十一的假期，我带着孩子们去给两个老人扫墓，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给她们扫墓。在奶奶的墓前，也许因为烟熏的缘故，我哭了。但是那天去外婆的墓地，后面的山很美，就像一次郊游。我觉得心情很平静。

我让小朋友们给太外婆摆好花。姐姐问，人死了就埋在这里吗？是呀，在我小的时候，我也相信我是不会死的。现在，姐姐就是这个年龄了。外婆是信耶稣的，所以我相信她是上了天堂了。

如果，死了能和我们的亲人团聚，那么死亡也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吧！

好了，最后借用邦妮的一句话：用力的做，用力的爱，用力的活。来做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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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LH来信说：

菜头你好，很无助，请树洞给一些回声吧。

昨天我看到一段说麦兜的话，对于我现在的境况和心情，这段话相当应景：
“右眼上有个胎记的麦兜，单纯乐观，资质平平，却有很多梦想。希望、失望、希望、失望……一个接一个，都是失败，但麦兜还是凭他正直善良的“死蠢”执着去追求他的梦想世界”……

大学毕业工作了一年多，2009年，我23岁这一年我存到了4万块人民币。我不知道4万块对树洞的听众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对于我这是我和我的父母拥有过的最多的钱。是的，这又是一个农村孩子，上海蚂蚁般的小白领中的一员，农村孩子进城的故事大概已经多到让大家听得耳朵磨出茧子的程度了吧。

2009年我终于挣钱了，跟很多人一样，为了这一天，我的父母付出了一切：为了让我进城读书，11岁那年，父母的小生意几乎赔掉了十多年的家底。尔后父亲回乡下继续做点小买卖，左腿残疾的母亲带着我留在县城，用一辆马自达三轮车和一间破旧的出租房给了我温饱。20来年的艰辛，三块两块的积攒，供我读完了大学，一所还算知名的政法类院校；因为入学时这个学校的就业还很不错，母亲想让我做公务员。

然而生活总是这样让人无言，这两年的就业真的操蛋，终于找到一家民企工作，第一个月实习的时候，我的工资是800块。当时和一群民工老乡住一起，4个人的通铺，旁边的小河是酱油色的，门口的井水是臭的，不过也没什么，反正我也从没拥有过什么好的条件。记得08年底看一篇树洞的文章，菜头开导一个刚毕业的孩子，菜头说，让我们慢慢强悍，渐渐牛逼。这句话给了我不少力量，谢谢你，菜头。就在那个时候，我跳槽到了上海的一家外企，开始认真的存钱，生活似乎开始给我一些光亮了。

可是……母亲倒下了。

存了一年的钱，2009年12月5号，我回家看望妈妈并准备参加第二天表弟的喜宴。妈妈和姨妈，相互扶持了50年的老姐妹很开心的给全家人做了晚饭，气氛美好的像过年一样。晚上8点40，妈妈倒在了我的怀里……像是老天刻意安排的一样，让我在这个时候回家，报答养育之恩，我只是没想到上天想让我把这20多年的阳光和雨露一次还清。

脑出血50ml，病情谈话，交钱，签字，手术。当时妈妈的头发被剪下来后，我一直揣在怀里直到今天，我想，可能这是母亲能给我的最后一样恩赐了。把妈妈推进手术室之后，我才知道难过，没有任何矫情的说，我才知道心碎是什么感觉。所有的亲人都来了，可我还是觉得孤立无援，23岁的男人了，不能再指望父亲和亲友了，他们的眼睛都在看向我。

从手术室出来后，母亲身上有10来根管子，脑外科病房里每天都有母亲这样的病人，每一个病人都揪着亲人的心吧。那天晚上昏迷中的母亲似乎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有我大声的喊妈妈的时候，她会睁开眼睛看我一下。几天后母亲苏醒了，本来左腿残疾的母亲，右半身也瘫痪了，并且失语。每当母亲静静的看着我，用唯一能动的左手摸我的脸颊时，我心里就像刀扎一般的疼。

万幸的是，18天后母亲脱离了生命危险，这18天中，和母亲同时期住院的病人走掉了3个。和父亲在床前照料了母亲35天后，我回上海上班了，因为，我的家从此更需要钱了。

现在母亲在一家三甲的中医院做康复治疗，能说话了，腿开始有了一些力量了，医生说母亲的腿还是有希望的。现在能给母亲的只有每天半小时的电话，每个周末回家，和我全部的工资了。我想，母亲应该会再站起来的吧，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给我做饭，钉扣子呢？

树洞，我并不想抱怨生活，那毫无意义。我只是失魂落魄和心疼，这感觉真的难以忍受。

当然我也不是想要树洞给我一些安慰的回声，同样没有意义，不需要安慰我一样会坚持努力。只是在伤心的时候讲讲话，并且希望通过菜头的博客得到一些专业的建议和经验之谈。

菜头，请帮我在你的博客中求助一些问题好吗？

我母亲的基本病情：
①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约50ml，未破入脑室；穿刺引流手术12天后拔去引流管；术后18天脱离危险，淤血及水肿几乎消失，脑部受损面积我不会算。
②母亲左腿因小儿麻痹症致残，现象为萎缩，平时可以正常行走无需借助工具。
③母亲住院45天后转入一个三甲中医院做康复治疗，主要治疗手段是吊针、针灸、按摩、口服中成药、器械及锻炼。
④母亲现在的回复情况：可以说话，有轻微的失语情况，右腿开始有一些力量，右手尚处于瘫痪状态。

求助的问题：
或许听众里有医生，请问目前的治疗康复手段有些什么样的欠缺吗，是否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和注意事项呢？
如果您没有专业的建议，那么请问您身边有类似的例子吗，请给我一些经验。

树洞，请给我一些回声，谢谢你！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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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灰来信说：

菜头你好：

看你的博客年深日久，一直潜水，我从来也不害怕憋死，因为不大想出来说话，毕竟说也没用。我大概是个阴暗的人，很喜欢你树洞的部分，好像听到别人的伤痛，自己也能麻木一点，人根本就不会悲悯，人很残忍的，我想你会部分同意我说的话。我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近五年的生活给我很大很多的感慨，所以有此信，不介意的话我就投递给树洞，当然这是虚伪的客套一下。

我是个男人，八十年代早期的男人，我们那个时候出生的现在都成为了男人女人，说明时间过得还是挺快。在大学以前，我成长的场景几乎都停留在川滇边界的某城，说它是城市，并不适当，因为那座城市存在的理由就是一座钢铁工厂，那里足够偏僻和蛮荒，即使经过了新中国几十年的开发，这句话依然成立。我想来自昆明的你一定会马上了解那是哪儿，你想的没错。整个少年时代，我经常出没在昆明或成都，每次听你说小锅米线、黑菜头、烤鸡脚和韭菜，烧豆腐，我就一通无法遏抑的饥饿，小时候我最大的奖励就是考试考好可以跟着家长一起去昆明或者成都出个差，乱吃一气。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当年响应老人家号召离开大城市到那里去支边建设大钢厂的，他们是那座城市的第一批移民，说他们是热情的大概也不对，因为那时候那里是国家重点倾斜对象，物资保障和个人前途都比留在大城市更有希望些，而且当时也说好了，七八年后，待得建成了社会主义，还是可以衣锦还乡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社会主义的大功告成我这辈子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我祖辈回乡的期待实现最终等到了退休以后。我的父母在他们的幼年时代随军（没错，那时候就叫建设大军）去了那儿，在那里成长、相识、结婚，生下了我，那个城市很奇怪，东北人、湖北人、上海人、四川人、云南人、湖南人、广东人、河南人、彝族人、布依族人，都各有一部分，参杂在一起，这使得我现在的口音就是南腔北调，口味也是南北通吃，我从生下来开始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那座城市有我的一切回忆，但我所有的回忆都只有一个主题，努力离开那里。

我的父母从事的是一个变态的行业，这种行业叫冶建行业，也就是冶金建设行业，说白了，就是建钢厂，在当年，中国勃起要依赖钢产量，所以这种行业很流行，无数企业都在弄这项事业，现在钢铁产能过剩了，整个冶建行业带着一只庞大的高炉建筑队像民工一样到处乞讨生活。那种企业宣扬的是三个石头架口锅的企业精神，我小时候就很反感这种所谓艰苦奋斗的宣传，后来才知道，有种提法叫人权，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就在一个不讲人权的企业。我曾经对我的父母比喻过，这种行业的人就像老鼠，长期居住在最肮脏最贫贱最污秽的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国流浪，永远都是到一个蛮荒的地方建设厂房，建成了规模，条件稍微有所改善，他们就赶往下一个工地，贫穷就是他们身上的瘟疫，这种贫穷也造成了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无论面对何种艰苦的环境，他们都可以生存。在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之余，这些人还能腾出手来与人斗、窝里斗，我整个的童年就浸泡在工人对领导的咒骂和领导对工人的鄙视之中。这种学前教育让我对工人和领导这两个群体都毫无好感，这种对立随着夕阳产业的萧条而日渐尖锐，就好像一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我没有看见优雅的乐手奏响安魂曲，触目所及尽是互相倾轧争夺，仅仅就为了晚死哪怕一秒钟，那些丑恶嘴脸让我恶心，我厌恶那个行业，也厌恶那里的人，那时起我就立誓此生永远不会投身一个没落的产业、不会供职于国企。

我父母都是很一般的人，对我倾尽了全部的希望，因此我从小认为自己是改变这个家庭命运的唯一救星，在当年，考大学是平民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毕业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的开始。于是我的母亲严厉地管教我，我本性是一个懒惰的、自卑的、甚至是阴暗的小孩，但在她的鞭策下，我的成绩永远在榜单之首，我也成为我家唯一的亮点，我父母唯一可资安慰的寄托。这样的教育，让我的性格扭曲而压抑，从小我就知道克制自己的欲望，因为我知道没有能力实现，空想是毫无价值的，并且让自己也让关心你的人痛苦。我善于面对现实，我总是忍耐自己，违背自己的天性去做别人喜欢我做的事，在家是父母，在学校是师长，虽然我内心极其反感甚至十分蔑视他们的某些要求，但是我始终把自己装点成一个懂事的早熟的小孩，那时候每到夜里我就躲在床上一个人哭，可能是十五岁前我流干了自己的全部眼泪，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哭了，记得原来看老友记里莫妮卡骂钱德是个不会哭的机器人，我猜莫妮卡一定不会知道那样成长起来的钱德在他的小时候曾经流过多少眼泪。

小学、初中、高中，这是几乎每个八十年代人的固定轨迹，在学校的日子里，我除了考第一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做，抽烟喝酒我不喜欢，谈恋爱常常越谈越烦，而所谓好学生的圈子里通常也找不到什么真正的友谊，我满心所想的其实只有一件事，离开那里，离开我的家，割裂我的过去。一路上，我无聊地考入重点初中、重点高中，我的成功显得那么必然，偶尔的失败显得那么不可原谅，在我的记忆里，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考试中，除了一次第四和两次第二，其余的考试我没有让所有人失望。我对自己全部的信心都来源自考试，我只能通过不断地考第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怯懦和无能，甚至我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学习的天赋，但是没办法，我在科举的道路上飞奔，四周围充满了看客，我无法停下脚步告诉所有人，其实我恨透了这种狗屁不是的比赛。我那时我曾经跟我的某任女友说过，我头上好像拴着一把剑，它随时都有可能坠落，我惶恐地看着那把剑，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灭亡。我的母亲太严格了，她让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没有哪怕是那么一天是痛快地自由地度过的，我在天黑前必须回家，不能看电视，不能打电动，身上没有一分钱的零花，每天有做不完的辅导书，最后在高三的那一年，我没有看过一秒钟的电视，打过一秒钟的电话，读过哪怕一个字的闲书，整个高中我就像个应试的机器，她无数次地对我说，只要我考完了，我就自由了，我一直期待着刑满释放。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英语考试结束，打铃交卷的那一刻，我知道我考上了，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北大之一，我知道我花了十二年的功夫总算是达成了所有人的理想。傍晚的时候，我和我父母在一起吃饭，他们很开心，我却很沉默，骤然间，我的生活没有了目标，我的一切好像都失去了意义，他们看我闷闷不乐，以为我没考好，不停地劝慰我，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估计的分数，他们很高兴，同时也很难理解我当下的反应。当紧箍咒终于摘下的那一刻，孙猴子再也不是当年的孙猴子了，他已经习惯了，我身上的野性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发现除了念书考试我一无所长，哪怕封了个斗战胜佛，也不能再回到最初的花果山了。清华北大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没有意义，但是对于一个为之奋斗了十多年的小孩来讲，那就是结局了。最后，当我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那个城市的报纸电视上以后，我看着父母兴奋的表情，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忍耐其实就是为了这短暂的取悦，自己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

其实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书呆子，虽然我自信我念过的书可能比菜头你要更多，即使是在为了考试而念书的时代，我的阅读范围都很广，我也尽力地保持对社会的敏度程度，自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可是当我来到北京，我还是被巨大的不适应所包裹，我不会说北京话，吃不惯北京饭，对人声鼎沸心怀抵触。我进入大学以前，对大学有所期待，总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应该见识到中国最好的人才和知识，现实告诉我不是这样，刘震云说中国就是一个单位，他很对，我的大学跟我父母的企业一样都是单位，所以领导和工人在这里被替换成教授和讲师，中间参杂着学生、辅导员之类之类的，当我刚进校门看到某位同学的家长对着我的系主任那一脸谄媚的笑容，那么明媚和似曾相识，我才意识到，我的逃离注定是徒劳的。

也就是这样，我在大学里没有感受到传说中的书生意气激扬文字，可能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吧，当我等待了许久，认为终于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命运已经脱轨，不能听从自己的内心了。我认为我能摘下我头上的那柄利剑，但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它始终在我的能力之外。上大学以后，我的父母已经不再约束我了，可是我养成了习惯，考第一是习惯，取悦别人是习惯，憋屈自己也是习惯，套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被优秀”的，这个优秀的标准是社会的流行看法，我也能思想，但是就是无法抽离，或者说害怕抽离，就这么有意无意地参与演出，带着面具，哄别人也哄自己。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体制化。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想继续念下去，放弃了保研，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我想了许久，我想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一件事，一件就好。我的父母、老师、朋友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仇恨这个培养了我造就了我的体制，我对他们没话说。于是我开始找工作，我对这个国家一向没有什么很大的信心，但是凭我天真的以为，如果清华北大所谓热门专业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的话，这个国家也就真的破产了，但是我真的又错了。北京不同于别的城市，那一张北京户口对于无数北漂来说，就是房子就是希望，我不愿意到国企去，所以就业范围相对狭窄，只不过那些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都不属于我，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无数次地进入最后的面试，无数次地因为没有什么资源而被一声叹息地抹掉，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人民日报的面试，在二选一的时候，因为我苍白的背景，一个看上去还算和气的编辑无奈地跟我说，没办法，什么都要讲关系。还好我能接受，在中国，大学扩招的后果就是文凭的贬值，相对而言就是关系的升值，在那个文凭是稀缺资源的年代，有文凭这个硬指标作梗，关系有力使不上，现在满大街的本科生研究生，关系就成了稀缺资源。大学不再是挑选精英的地方，扩招的本质其实就是断绝了平民子弟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我也不认为应试教育是在培养精英，但它起码给了所有人一条相对公平的路径，我很反感现实社会那种要求废除高考的呼声，我认为敏感词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不是改革开放，而是恢复高考，不依靠高考选拔淘汰，难道回到文革时代依靠组织推荐？依靠领导物色？依靠群众选举？我们要改变的是考试的内容，而绝非考试这种形式，现在所谓的什么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招生什么的，在我看来无非就是权力世袭、阶层板结的在教育体制上的投射而已。

挣扎后，我最终选择了一个知名外企的offer，本以为我就在北京CBD混成一个白领民工，但我的父母坚持要我回到他们的故乡，中部某省的一个省会城市，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对，就是那个人人唾弃又人人羡慕的公务员，中间也是一波数折，最终我侥幸地逃过了关系的压迫，成为了一个省直部门的公务员。我成长的轨迹在旁人眼中看来，大概是一个标准模范生的道路，然而我却一直知道我好比是那个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看着无形的体制，心中模拟出一个一直在吞噬我理想和性格的恶魔，无数次发起冲锋，无数次颓然认命，我已经习惯了甚至开始喜欢上了取悦周遭，虽然我认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狗屁，但是被社会认同的那种感觉很令人麻醉，我开始认为，我所付出的辛苦其实就都是为了走到今天，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都是值得的。我真的不想让自己就这么变成一个体制内的生物，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把一切不符合自己理念的人事都视作异端，但这些我都做不到。菜头，你没法想象在一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所谓官场里，要置身事外有多难，丛林法则在这里体现的更为明显，不是你吃人，就是人吃你。所以，你必须变得比你的对手更狡猾，更凶恶，这是自保，也是伤人。

工作五年了，我越来越老，也越来越适应，某些时候，如鱼得水，只不过每个夜里我都睡得越来越晚，不是想什么，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痛苦，只有一种忧伤的情绪如同杯具覆盖了全身。我觉得跟那些吃不饱穿不暖，整日里担心失业，没有工作没有未来的同龄人比起来，我说自己的难过可能显得很矫情，或者这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场景，每个人有每个人过不去的火焰山吧。

当然给你写信得说点爱情，你这么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我的女友不算多，但也谈过几个，最长的那个谈了七年，她我想也是我目前为止很有可能也是这辈子我最爱的女人，她很漂亮，也很单纯，有比我好很多的家世，我也见到了传说中很势利的丈母娘，当我是个穷学生的时候，她的父母极力反对，后来随着我考上公务员，开始有了那么一点点小权力的时候，她的家人对我的态度开始转变。她很任性骄纵，跟她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我迁就她，她是在温室里长大的，而我只是遍地可见的野草，我的尊严都是被人践踏之后自己给自己挣回来的，而她，因为她家庭的原因，永远都是被恭维的对象。这样的两个人，对社会和对未来的看法截然不同，她跟我相识在我最痛苦的学生时代，一直以来她都信任我，也相信我能给她安稳的生活。我对自己的能力其实一直没有什么自信，当我开始工作以后，更是如此，于是她一次次地提出了一些她认为是很简单而对于我来说很艰难的任务，比如买一个大房子、买一台好车子、每周去血拼一次、每半年出国旅游一次，我尽全力去满足，但终于我不是机器猫，不能实现她所有的愿望。在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冷战以后，我跟她分手了，她哭的很伤心，而我一颗泪都流不出来，我只知道，爱情在这个时代是奢侈品，不是我这种人配得到的。

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就是如此，虽然大家都在诅咒这个该死的制度，但我们都是群氓的一份子，一起吃人血馒头，一起给老佛爷舔屁沟，一边希望改变一边找机会趁火打劫，悲哀吗？我想是的，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不幸福，但同时又成为别人幸福的阻碍，菜头，看你的博客，知道你辞职去北漂，你的博客上尽是些嬉笑怒骂的文字，好像生活得很潇洒，可是我不信你的生活里没有麻烦、没有愤怒、没有无力，虽说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想要的真的你就能得到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生活的压力，有没有有关部门来过问一下你的思想，有没有账户上没钱老板来催稿的痛苦，反正这些问题我都有，我害怕、惶恐，我知道，我头上的利剑将伴随着我一生，我会在压力下完成我的生命。这我改变不了。

现在，我马上要结婚了，媳妇在四大国有银行的省行工作，她的父亲是我所在省政府的一位高官，我知道，这会引来无数的鄙视。她是个善良的女生，我也很喜欢她，只不过，我无法那么投入地再爱一次了，这大概就是时间给我的磨练吧。活到现在，我总是觉得我是应广大观众的要求被迫演出的那个人，我满足了所有人对我的要求，我懂事、成熟、理智、克制，可是我真的是这么一个人吗？我想成为这么一个人吗？我也说不清楚。

菜头，你认为我们最终能在灵魂之树下安息吗？那些过去的一切，我们都能解脱吗？那些将要来临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最后，想说的是，我是一个翻墙老手，还是喜欢在墙的这一边跟你相见，喜欢你的文字，希望你坚持你的理想，保持你的体重，永远做一个忧伤的胖子。真期待有那么一天能跟你一起在昆明的街头吃烧烤喝酒，听听你谈谈你一路走来的拉拉杂杂。好了，祝你顺利。帮我匿名。

灰

2010年1月28日

摄影：方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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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Eva Xiong来信说：

高三时，一个同班同学得了白血病，家里没钱治，学校募集捐款也就凑了不到十万块吧，杯水车薪。我们全班同学都轮次去医院看过他，只记得他那张惨白的脸，一片平静。

他本就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属于每个班上都会有的那种毫不起眼的学生，如果不是有白血病这件事，我可能早就不记得中学还有这么一个人。

他病逝后，我们一群同学去了他的葬礼，看到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躺在黑布下，了无声息，我们全都哭得一塌糊涂。那样的年纪，更大更远的世界在等着我们，自由和幸福似乎就在未来，我们这样想着，仿佛明天全无恶意，心里也会有些担忧，但是更加深信的是明天没有恶意。而这场葬礼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耳光。

有些事情是理不出头绪的，而我属于那种任何事情都要寻找一些征兆和意义的人，这很难，非常难，而彼时高三18岁的我更不可能厘清这所有的一切，成和败，生和死。

我们可以把自己一个月的零用钱捐给他治病，觉得已是很不易，只是因为他是不相关的人，仅仅是同学而已，一个不太熟不显眼不聪明不幽默的同学。从伊始我们就知道奇迹没可能发生，我们只能有限的人尽有限的力，对不起，拯救生命这么大的一件事，我做不来，你也做不来。let it go,ok?

后来读书、毕业、工作，我没能到达那个更大更远的世界，地球从来只有弹丸之地在我脚底旋转。我见过很多绝症求助的信息，每隔几个月我总能收到一两条转载的此类qq留言，而我连片刻的停留都没有，或许是质疑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或许是闻见太多已经麻木了，自己的生活都一塌糊涂，何以顾及他人。

前两天同事转发了一封邮件，是关于一个叫逸帆的小女孩，4岁，从出生就患有肺动脉高压，需要二十四小时吸氧来维持呼吸，而国内无法医治，只能去美国接受心肺移植手术，费用50万美元，父亲是普通的linux程序员，根本无法负担这样的天文数字。

可能是因为同处linux行业，所以同事对这个消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坦诚的说，我不为所动，丝毫都没有。

旁边的女同事是个很直率的人，她说：我不会捐钱，这个孩子从生下来第二天就送进急救病房手术，她在这个世上糟的罪够多了，就算去美国手术成功了，还有排异反应的可能，而且终其一生都得吃药检查，她永远都不会像普通孩子那般健康，何苦让她受那么多罪。

我的想法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可是这样的事太多了，谁又能顾得上谁？就算我捐了点钱，也是杯水车薪，这50万美元远在天边，怕是没有落地的那一天。

有个朋友说这么多媒体报道这事，炒作味太浓了，而且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清了，这个你捐钱救助了，那其他的需要救助的就不管了？索性不捐。

周末宅在家复习boston legal(一部关于律师的美剧)，有一集讲一个未成年少女未婚先育，她想堕胎，可是她妈妈不同意，而在美国作为未成年人没有监护人的签字她是没办法做堕胎手术的，所以她把她妈妈告上了法庭。她妈妈不同意的原因是，女儿不懂得堕胎对她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那是条生命，是自己的骨血，女儿会后悔的。而女儿认为自己虽然还未成年，但是不代表她的决定就是幼稚的，她深知没有能力养育孩子，更不希望因此而毁掉学业和生活。两位主角alan和shirley各执一词，alan同意为这个女儿辩护，因为在他心里人权至上，人有权掌控自己的身体，shirley不同意，因为她为人母，知道堕胎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实在美国，在堕胎这个问题上一直都有争议，一方认为胎儿也是生命，生命就是神圣的，另一方则认为女人拥有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女人不仅仅是男人物化的性物和繁衍的工具。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揭示了女孩想堕胎的深层原因竟然是因为腹中的是个女婴(这个女孩子和她妈妈都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影片里借人物之口，道出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堕女婴的历史，在美国的华裔也一样，男婴的出生率就是比女婴高。shirley在法庭上不顾自己身为女孩辩护律师的身份，对法官说道：堕胎法旨在解放 而不是根除女性，这是杀戮女婴行为，是性别歧视，令人发指，我不会对堕胎许可被利用来屠杀女性保持沉默。可是法官最后的判定是，这个女生虽然还未成年，但是已经足够成熟做出决定，判定女儿胜诉，她可以自行决定堕胎与否。

最初我有些好笑，我身边从未见过有因为怀了女婴就堕胎的人，这一集未免有妖魔化中国的嫌疑，但是，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统计数据，中国的青年男性比女性多三千万。三千万。并非无稽之谈。让我想得更多的是，是否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太多亵渎，准确的说是【关键字】，因为【关键字】代表人民嘛。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知道，被拆迁特工队逼死的四川唐大婶，被权势阶级用30码撞死的路人，他们是不是觉得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随便死个人是件无所谓的事，几滴泪，在13亿的泱泱之众中遁于无形。

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了，年少时憧憬过的那个更大更远的世界，我永远也去不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阴暗面，因为只要有权力和金钱，就会有压榨和不公，中国并不是最坏的那一个，但肯定不是最好的那一个。

扯远了，我只是个小市民，也许经济政治不是我关心得了的，再说【关键字】也不在乎人民的这点声音，我只是突然在胡思乱想了一通后，突然想起了那个小女孩逸帆，尔后又想起了高三那个病逝的同学，然后又想到了曾经的自己，一个理想主义者，连去庙里许愿都是求世界和平，这不意味着我境界高，我只是觉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今天我所求的并不是一个乌托邦那样的完美世界，而是每个人都被尊重，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声音，每个人的生命。

小逸帆的将来会怎样，还是说没有将来，我不知道，每一种想法和质疑都是合理的。对于她的父母来说，他们只想让她活下去。而她，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就算已经病魔缠身，但她还是不懂得世界对待我们会有多残酷，人生会有多磨难，她还不懂得去问自己要不要活下去。可是我懂得，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生活叫放弃，而我可以尽微薄之力做点什么，要不我们试试吧，小逸帆。

我希望世界更美好，不用太多，一点点而已，然后再多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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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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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网友写来豆瓣邮件说：

和菜头你好，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和现阶段中国大多数的毕业生一样，是要继续留在这座城市，还是回家，我也有我的顾虑。但我的故事和他们也许有点不一样，这要从我的家庭说起。
　　
我出生在一座小城。我的姥姥和姥爷有四个孩子——三个舅舅和我妈。姥姥和姥爷是农民，但就是凭着自己大半辈子的拼搏，我妈和三个舅舅都吃上了国家饭，现在安安稳稳地拿着可观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爷爷和奶奶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爸行二。妈妈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爸做模具，一年就可以往家拿8000块钱，这是在那个年代非常大的一笔钱。那时我的大伯是生产队队长。最小的姑姑还在上高中。
　　
后来大伯赶在那个年代下海的高潮中，开始创业，并说服家族里的每一个人，进入他的公司。我妈为这事和我爸吵过一次，不想让他为此丢掉了自己的事业。结果我爸还是入了股，去了大伯的公司。我妈那时候下定决心，无论谁出来劝，大伯也好，我爷爷奶奶也好，她也一定不能放弃自己的教师工作。我懂事之后我妈和我说过，如果当初不是自己拿定主意，现在恐怕早就疯了。因为后来入股的这些家族里的人，在公司步入正规后，被大伯一个一个的推了出来。
　　
我爸是出了名的孝子。奶奶去世前，他每天下班先到奶奶家去给奶奶做按摩，十年如一日。然而大伯和大妈，就没怎么管过奶奶和爷爷。我爸从大伯的公司出来之后，奶奶出面和大伯吵过一次，但最后奶奶自己也没办法了。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的大姑拥有了一家皮鞋厂，我不知道这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反正结果就是我爸又去了。几年后厂子效益不好，原本说好给我们家的一套别墅（关于那栋别墅，我有限的记忆里保留着我站在已经开始装修的阳台上，向楼下院子里的爸爸妈妈招手），转眼间就被大姑收了回去。后来我爸和我妈说不用着急，怎么着厂里说好了还有我的一栋商品楼。我现在想来事情都荒唐的离谱，某一天我最小的姑姑和姑父来找我爸，说哥哥那栋楼能不能借我先用几天，我爸想都没想就把钥匙拿了出来，然后姑父出门直接奔登记的地方，把房屋所有人写成他的名字。。。。。。
　　
像小说，是吧？我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这种事情却无比真切地发生在我爸的一奶同胞之间。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我们家是怎么过来的。爸爸从那之后再也没挣过什么钱，哥哥在上大学，我体弱多病，每年输液就是一笔钱，妈妈每次不到月初就着急去银行看工资打上卡没有。后来我在存钱罐里的金灿灿的五毛钱硬币，都被妈妈拿去用做了买馒头的钱。日子真是艰难。我身边的两个玩伴儿，某一天突然背着家里给买的电子琴去学琴去了，那时候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羡慕，只是在周末的时候，突然没有人玩了，感到寂寞。
　　
家里困难的那几年，每年逢年过节，三叔会提一瓶酒来看他的二哥二嫂。至于我爸那边的其他人，一年到头连电话都不会来一个。
　　
2006年的时候，我，三叔家的妹妹，老姑家的姐姐，一起参加高考。我的分数最高。尤其比妹妹高了200多分。这个时候我的大伯已经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富翁了，三叔也是家产千万，大姑家住着别墅，老姑家买了越层。然而我考了家族里高考史上的最高分。那年暑假很多人见了我妈就说我争气，我妈也高兴得不得了。那年暑假三叔组织家族去旅游，开始我想都没想他们会叫上我。后来得到消息我很犹豫。爸爸说去吧，咱们家就你自己去。在外面的时候，三个姑姑破天荒地总是很大声地叫我和他们去照相。那次之后，我就想，妈，我们被瞧不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也是在那一年，大伯突然得了癌症，肺癌。也许是身体的原因让大伯开始思考一些事情，大伯决定提供我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无论如何，我和妈妈很感激，每年放假，我还会去看大伯，有时候在医院，有时候在大伯的办公室。而我们家和姑姑们的往事，无论哪一方，无论因为什么理由，也没有人想要再提了。我妈说现在和最困难的那几年相比，她已经满足了，不希望再发生任何事情，她现在要顾及的是她的情绪，其他的不重要了。

2008年冬天，三叔去世。肺癌。
2009年秋天，大姑去世。肺癌。
　　
对，你没看错，我大伯，三叔，大姑，得的是同一种病。而两个，已离开这个世界。
　　
关于这些，我上了十六年的学，也是个无神论者，不愿去相信什么关于神学里的某些说法。爸爸在喝多了时候，会一个人掉眼泪。我看到我的爸爸，我觉得过去无论是什么，都不重要，对他来说，他的兄弟姐妹里，有两个人已离他而去，还有一个，也不知道是否能好起来。无论他们曾对他做过什么，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他们，是他的亲人。
　　
我还有半年就毕业了，我的父母也老了。我最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哭出来，妈妈在电话那头说，不要哭，坚强点，毕业了，就回家，和妈妈在一起。。。
　　
我觉得人生苦短，谁都不知到明天和灾难会哪一个先到来。尝试着不要有恨，特别是对你的亲人。我知道我远远不够成熟，遇事还是会暴躁，会烦恼，会不知所措，可是一想到家人，我便有坚持下去的动力与希望。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说他的家族人：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在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只是想，死者已逝，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
　　
不想留名
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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