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比较高兴，我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芦苇《人物周刊》访谈录
芦苇：《疯狂的代价》、《黄河谣》、《霸王别姬》、《活着》、《秦颂》、《红樱桃》、《图雅的婚事》等影片编剧。
访谈录摘精：
记者：但是没有被苦难打倒的第五代，在财富和资本面前似乎已经全趴下了。
芦苇：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这种苦难中积累起来的力量，到了财富中很快被消解了。富贵跟贫困是一样的，都是对你的一种考验。第五代为什么垮？说好听点被市场，说不好听点，被金钱打败了。比如陈凯歌，从《霸王别姬》以后真没拍过什么好片子，说话间就15年过去了，人一生中最珍贵的这段时间，也有了话语权了，也有了拍电影的自由了，但是选择却如此糟糕。
记者：你对第六代导演怎么评价？
芦苇：对第六代比对第五代更失望，他们在这个年龄展现自己了，但是他们的作品似乎远不足以跟第五代在这个年龄段拍出的作品对抗。张艺谋拍《活着》的时候30多岁，现在第六代都40多岁了，有能跟《活着》、《霸王别姬》抗衡的吗？还没看到。第六代的环境更好了：第一，电影尺度怎么着还是比过去宽了；第二，投资多了；第三，媒体发达了，媒体把他们捧得非常之高。他们现在很容易成为社会明星，话语权他们早都有了，只不过他们的“发言”(作品)分量太轻。
记者：中国电影同行让你这样觉得头疼的时候多吗？
芦苇：中国电影整体素质差，这是有口皆碑的。我说过，中国有三大名声狼籍的行业：一是股票市场，第二足球，第三就是影视圈。电影从业人员素质的低劣也是中国电影拍不好的原因。电影实际上是一个平台和媒体，你各方面的素养都会在这里展现，放大了以后你的缺陷会看得特别清楚，有些大片，台词、人物设计，看着都像文盲写的东西。有时候看到编导你就垂头丧气，这样的人能拍出什么样气质的电影来呢？不看也罢。
记者：听说张艺谋他们，以前都是你在西影厂的老朋友，以前还常常骑着车到你这里来谈电影，现在见面不容易了吧？
芦苇：拍《黄金甲》的时候我见了他一面，他让我去帮他搞剧本，我没答应。我只是帮他拍了几张在拍摄现场谈本子的照片，这常常让我想起我们以前在一起拍《活着》的时候，那时我们没日没夜地说戏，而巩俐躺在旁边的长椅上昏睡不止，那时他们还是恩爱情侣。《活着》是张艺谋迄今为止最成熟的一部电影，把握非常老到，没有装腔作势，没有力不从心。
记者：现在的商业大片，出场前声势浩大，出场后往往令人失望。说说你对《黄金甲》的看法吧。
芦苇：我觉得不好，我当时就很坦白地跟他说了，但告诉他他也不接受。他的角色已经变了，过去老谋子是电影艺术家，现在他是电影明星。明星和艺术家判断的尺度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心理也会发生极大的转变，这是人性的弱点。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不怕批评他们，我再怎么批评他们，他们不会觉得我有恶意，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很脆弱了。
记者：你觉得这次的《赤壁》如何？
芦苇：只能算个标准的商业大片，从剧情到场面都可看成“中国版《特洛伊》”。观众希望历史片能闪烁出精神的光辉，但《赤壁》只是娱乐片，所以大可不必有这类要求。武戏延续了吴宇森过往的暴力美学，战争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但文戏很平庸。最遗憾的是，他把握历史人物的能力远不如他把握黑社会人物的能力。再则，出于商业考虑，影片戏剧力量过于分散，什么都想要，就注定要冒“什么都平庸”的风险。
记者：你跟张艺谋合作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高峰，而这15年来，中国电影，包括电影环境、电影市场、电影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芦苇：我很幸运，我跟张艺谋、陈凯歌这两个导演合作的时候，都是他们艺术上最好的时期。我与艺谋同岁，比凯歌大两岁，我们都处在最好的状态，中国电影在那几年呈现出一批精神品质非常高的、不逊于国际同行的作品。
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比较高兴，我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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